陶渊明归隐

晋军在淝水打败了秦军，收复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。晋孝武帝见谢安的权力太大，担心对自己不利，便重用自己的弟弟司马道子以排挤谢安。这样一来，东晋政权落在了昏庸的司马道子手里，东晋便开始走下坡路了。

后来，晋安帝即位，又爆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。起义被镇压下去后，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又乱了起来。桓温的儿子桓玄带兵攻进东晋都城，废掉晋安帝，自立为帝。几个月后，刘裕带领北府兵打败了桓玄，迎晋安帝复了位。但实际上，东晋王朝已是穷途末路了。

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，出了一个大诗人兼散文家——陶渊明。

陶渊明即陶潜，浔阳柴桑(今江西九江)人，他祖上世代为官，曾祖父是陶侃，在东晋前期立过大功，曾掌管过八个州的军事，也就是那个每天搬运一百块砖以锻炼意志的人。不过到了陶渊明的时候，家道已经衰落了。陶渊明小的时候喜欢读书，有“济世救民”的志向，又很仰慕曾祖父陶侃，也想干一番事业。

陶渊明到了二十九岁后，才在别人的推荐下，陆陆续续做了几任“参军”之类的小官。他看不惯官场逢迎拍马那一套，所以在仕途中辗转了十三年之后，一腔热情便冷了，决心弃官隐居。这里还有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。

那是陶渊明最后做彭泽县(今江西湖口)令的时候。他上任之后，叫人把衙门的公田全都种上做酒用的糯稻。他说：“我只要常常有酒喝就满足了。”他的妻子觉得这样做可不行，吃饭的米总得要有啊，就坚决主张种粳米稻。争执来争执去，陶渊明让了步：二百亩公田，用一百五十亩种糯稻，五十亩种粳米稻。陶渊明原想等收成一次再作打算，不料刚过八十多天，郡里派督邮了解情况来了。县衙内有一个小吏，凭着多年的经验，深知这事马虎不得，就劝陶渊明准备一下，穿戴整齐，恭恭敬敬去迎接。陶渊明听后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不愿为了五斗米的薪俸，就这样低声下气向那号人献殷勤。”他当即脱下官服，交出官印，走出衙门，回老家去了。

陶渊明回家以后，下田干起了农活儿，起先只是趁着高兴劲儿干一点。到后来，经济上的贫困逼得他非把这作为基本谋生手段不可，干得就比较辛苦了。他经常从清早下地，直到天黑才扛着锄头踏着夜露回来。

此后，陶渊明创作了许多劳动诗篇，获得了“田园诗人”的称号。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：“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。”可见，他与农民很有共同语言。同时，他还写出了封建时代农民的某些要求和愿望，晚年写作的《桃花源记》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。

这个虚构的故事反映了当时饱经战乱的人们希望过安定的、没有剥削压迫的生活，而《桃花源记》，就为人们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。

陶渊明同农民的关系很好，对那些达官贵人却是另一副样子。在他五十五岁那年，他住的那个郡的刺史王弘想结识他，派人来请他到官府里叙谈。陶渊明理都不理他，让他碰了一鼻子灰。后来，王弘想了一个办法，叫陶渊明的一个老熟人在他常走的路上准备好酒菜，等陶渊明经过时把他拦下来喝酒。陶渊明一见酒，果然停了下来。当他们两人喝得兴致正浓的时候，王弘摇摇摆摆地过来了，假装是偶然碰到的，也来加入一起喝酒。这样总算认识了，且没惹陶渊明生气。

几年后，东晋的一代名将檀道济到江州做刺史。他上任不久，就亲自登门拜访陶渊明，劝说陶渊明出去做官，并要送给他酒食，都被陶渊明回绝了。当时在那一带隐居的还有刘遗民、周续之两人。他们同陶渊明合称“浔阳三隐”。事实上，这两个人和陶渊明一点也不一样，他们很有钱，同当官的交往密切。这些人只不过想借“隐居”来找个终南捷径罢了。